番外：实验笔记编号S-007
声明
这份笔记不会进入正式档案。我需要一个地方记录那些不能写进论文的东西。
伦理审查委员会看到的是标准化实验日志。那些记录里，受试者是编号，观察是数据，结论是概率。但真实的科研不是这样的。至少，不全是。
我给她编号S-007——第七位接受长期BCI植入的受试者。这个编号后来被我用得太频繁，以至于有时我会忘记，她有个真实的名字。
2030年3月12日
S-007的神经可塑性指标再次超出预期范围。
正常适应期是8-12周，她用了不到5周就完成了基线校准。系统预测误差率从初始的37%降到了11%，而标准下降曲线应该更平缓。
我调出她的脑电图，放大40Hz gamma波段。相位锁定的精度高得不正常——她的大脑皮层和BCI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，已经接近健康人脑内部不同区域的协调水平。
这不该发生。
弥散性神经突触退行症患者的大脑，本质上是一个正在失去连接的网络。我们植入的系统只是一个外部拐杖，用算法预测和补全那些正在丢失的信号。它不应该整合得这么完美。
写到这里，我停下来看了看办公室窗外。实验室大楼对面是神经内科住院部，三楼走廊的灯还亮着。我母亲在那里住了七个月，最后三个月她已经认不出我。
S-007今天下午问我：“郁医生，我觉得系统在学我，还是我在学它？”
我当时说：“互相适应。这是预期内的。”
但现在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是否诚实。
2030年4月3日
今天凌晨2点47分，睡眠监测触发了异常警报。
我赶到监测室时，夜班护士已经调出了S-007的实时脑电数据。REM期，快速眼动睡眠——这是大脑最活跃的做梦阶段。
她的gamma波爆发频率是正常人的2.3倍。
更奇怪的是，BCI系统的活跃度曲线和她的gamma波几乎完全同步。延迟只有80毫秒，而我们设计的系统响应延迟标准是200毫秒以内。
“系统在她做梦的时候特别活跃。“护士小陈这样描述。
我没有纠正她的用词，虽然”活跃”这个词暗示了系统有某种主动性，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响应式的算法集合。
应该是这样。
我调出过去三周的睡眠数据，发现了规律：每次REM期，都有周期约0.8秒的规律性尖峰，出现在额叶-顶叶的特定区域。那个区域负责自我意识和情境建模。
做梦的时候，人脑会构建虚拟场景，测试各种可能性。如果BCI系统在这个时候介入——
我停止了这个思路。
因为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，我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：系统是在帮她做梦，还是在从她的梦里学习？
2030年4月15日
和他吃了个午饭。
不是约会，是讨论伦理审查报告。他最近在负责另一个项目的伦理评估，需要我提供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技术意见。
我们在医院对面的那家烤鱼店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他点了清蒸鲈鱼，我点了酸菜鱼，就像五年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。
聊完工作，他突然问：“你最近的项目怎么样？”
“哪个？”
“那个让你每天工作16小时的项目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把疲惫藏得很好。
“正常推进。“我说。
他看着我，用那种我很熟悉的眼神——温和、坚持、不容回避。
“栖砚，你是在帮助患者，还是在研究什么？”
我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这个问题太精准，精准到我怀疑他看过我的实验日志。但那不可能，我们不在同一个项目组。
“有区别吗？“我最终说。
“有。“他的声音很轻，“帮助患者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看着他们的。研究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看着数据的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因为我知道，最近这三周，我看S-007的时间，确实比看她的数据少。
回到办公室后，我在这份笔记里记录这次对话。
不是因为它重要，而是因为他问出了我不敢问自己的问题。
2030年4月28日
伦理审查会上，我见到了陈建国的妻子。
陈建国，62岁，渐冻症晚期。我们有个合作项目，测试一种针对SOD1基因突变的新型疗法。成功率67.3%，副作用发生率19%，严重副作用可能导致认知功能损伤。
他的妻子同意了。她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手很稳。
他的儿子反对。他在会议室里说：“你们怎么能拿我爸做实验？三分之一的失败率，这不是治疗，这是赌博。”
主持会议的李教授说：“如果不做，陈先生还有18个月到24个月的生存期。”
“那他至少是清醒的！“儿子的声音提高了，“如果治疗失败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！”
妻子一直没说话。
最后，陈建国自己说了：“我想试。”
声音从气切的发声器里传出来，机械、平静、不容置疑。
会后，我在走廊遇到陈建国的妻子。她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树。
“郁医生，你觉得我自私吗？“她突然问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儿子说我自私。他说我是为了自己不想当寡妇，才同意让他爸冒险。“她转过头看我，“但我只是想，如果有哪怕一点希望……”
她没说完。
我也没有回答。因为我不知道答案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办公室待到凌晨。我打开S-007的所有数据文件，从第一次术前评估到最近一次睡眠监测，一帧一帧地重新检查。
我在找什么？
异常？风险？还是我内心深处希望找到的某种证据，证明这个项目值得继续，证明我没有越过某条看不见的界限？
凌晨3点，我在数据里发现了一个细节。
S-007的gamma波尖峰，那些周期0.8秒的规律性信号，第一次出现在术后第12天。那天她刚刚完成第三次系统校准，刚刚开始适应BCI对日常生活的辅助。
那天她的日志记录是：“今天早上穿衣服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右手知道该怎么做。不是我想起来的，是它自己知道。”
我当时把这段话标记为”主观体验描述，需跟进”，然后归档了。
现在重新看，我意识到那可能不只是”适应”。那是她的大脑和系统之间，第一次出现某种超出预期的整合。
而我选择了继续观察，而不是干预。
不是因为干预会带来风险。
是因为我想看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2030年5月19日
陈建国的治疗进入第四周。
今天经过神经内科病房，看到他的床位空了。护士说他转到了康复科。
转到康复科，意味着治疗有效。意味着那67.3%的成功率，这次站在了他这边。
我应该感到高兴。
但我只是想起他儿子在伦理审查会上的话：“你们怎么能拿我爸做实验？”
我们当然可以。因为有知情同意书，有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，有完整的风险评估流程。
但这些程序，真的能回答那个最本质的问题吗：我们有没有权利，替一个人决定，他应该用多大的代价，去换取多少希望？
我想起S-007上周问我的问题：“郁医生，如果有一天系统失控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“失控？“我重复了一遍，试图理解她的意思，“你是说技术故障？”
“不是。“她看着我，眼神很平静，“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分不清哪些想法是我的，哪些是系统的。”
我当时给了一个标准答案：“系统没有’想法’。它只是一个算法。”
但她的表情告诉我，她不相信这个答案。
或者说，她不相信我相信这个答案。
2030年6月7日
S-007的数据再次更新了我对”适应”的理解。
她现在可以用BCI直接控制实验室的设备——不是通过语音指令或手势操作，是直接的神经信号输出。从意图产生到设备响应，延迟只有140毫秒。
健康人从大脑发出指令到手指完成动作，平均延迟是200-250毫秒。
她比健康人更快。
我把这个结果拿给李教授看。他推了推眼镜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写进论文里，会引起争议。”
“因为它暗示BCI不只是治疗工具。“我说。
“是的。“他看着我，“一旦我们承认它可以’增强’人类能力，而不只是’恢复’，整个伦理框架都会改变。”
我点头。我理解他的顾虑。
但我没有告诉他，S-007的gamma波尖峰，现在已经不只出现在REM期了。
有时候，在她高度专注的时候，在她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，那些周期0.8秒的规律性信号会再次出现。就像她的大脑和系统之间，建立了某种超出我们设计的通信协议。
我应该上报这个现象。
但我没有。
因为她的症状在稳定。因为所有常规监测指标都在安全范围内。因为按照现有的伦理审查流程，只要”受试者未受到伤害”，观察期可以延续。
我用这些理由说服自己。
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写这份笔记的时候，我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：
我想看到她会变成什么。
不是作为医生，不是作为研究者，而是作为一个曾经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的大脑逐渐关闭、却无能为力的人。
我想知道，如果技术足够先进，如果我们敢于跨越那些谨慎的界限，人类的大脑可以走到哪里。
2030年7月2日
今天S-007问我：“郁医生，你是不是在等什么？”
我们在做常规检查。她坐在椅子上，头上连着监测设备，脑电信号在屏幕上跳动。
“等什么？“我反问。
“你每次看我的数据，眼神都不一样。“她说，“不是医生看病人的眼神。更像是……期待。”
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。
“你想多了。“我说，“我只是在做观察记录。”
“那你在观察什么？“她盯着我，“是观察我的病情，还是观察别的什么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是的，我在等。等着看她会变成什么。等着看那些gamma波尖峰会不会继续演化。等着看她的大脑和BCI系统之间，会不会出现某种我们从未预见的整合模式。
但我不能说出来。
因为一旦说出来，我就必须面对一个事实：在某个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刻，我已经不再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帮助的患者。
我把她当作了一个样本。一个珍贵的、独特的、不可复制的研究对象。
检查结束后，她离开了实验室。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看着屏幕上那些静止的波形。
我想起陈建国的儿子说的话：“这不是治疗，这是赌博。”
我想起他问我的问题：“你是在帮助患者，还是在研究什么？”
我想起我母亲病重时，她的主治医生对我说：“有时候，我们必须接受，医学不是万能的。”
但我不想接受。
我成为神经科学家，就是为了不接受。
2030年7月15日
最后一条记录。
S-007今天来做三个月的全面评估。所有指标都在好转：突触功能稳定，神经传导速度改善，认知测试得分提高。
按照标准流程，她的治疗是成功的。
但我看着那些gamma波尖峰，看着那些周期0.8秒的规律性信号，看着她的大脑正在和BCI系统建立的某种深层连接，我知道”成功”这个词太简单了。
我们制造了一个混合体。一半是她原本的大脑，一半是我们植入的系统。它们正在融合成某种新的东西，某种我们的理论没有预测到的东西。
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我不知道。
今天S-007离开实验室的时候，回头对我说：“郁医生，谢谢你。”
我说：“不用谢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她笑了笑，那个笑容让我不安。
因为那不是一个患者对医生的感谢。那更像是……一个知情者对共谋者的确认。
就好像她知道，我在她身上看到的，不只是治疗的成功，还有某种更深远的可能性。
就好像她知道，我选择继续观察而不是干预，不是因为科学审慎，而是因为科学野心。
晚上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打开这份笔记，想写下今天的感受。
但我发现，我已经不知道该写什么了。
因为如果我诚实地记录，我就必须承认：我不确定自己是在帮助她，还是在利用她。我不确定那些没有上报的异常数据，是出于科学判断，还是出于私人兴趣。
我不确定，我是否还配得上”医生”这个称呼。
但我会继续。
因为S-007的大脑里，正在发生人类从未见过的事情。而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。
我会继续观察，继续记录，继续等待。
等着看她会变成什么。
注：此笔记不进入档案系统。仅供个人记录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