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章：你在救我还是在养标本
乔熵深来的时候，没有预约。
郁栖砚正在办公室里整理第三季度的临床数据，听到敲门声时抬起头，看到门外的人影时，手里的笔停在半空。她下意识看了一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——17:43，不是常规随访时间，也没有在日程表里。
“进来。“她说，声音比预想的平静。
乔熵深推门进来，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到访客椅上，而是站在门口。栖砚注意到她的手里攥着一张纸，已经被捏出了皱褶。
“有事吗？“栖砚把笔放下，合上笔记本，“随访不是下周吗？”
“我不是来随访的。“乔熵深说。
她走进来，关上门，把那张纸放在栖砚的桌上。栖砚低头看了一眼——是一份打印的邮件，抬头写着”深脉云计算集团”，正文里有一行被荧光笔标出来：
”……神经数据样本S-007（代号’溯洄宿主’）的情绪反应模型已完成训练，拟用于下一代情感计算模块……”
栖砚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“这是什么？“她问，声音比预想的更僵硬。
“我问惟今要的。“乔熵深说，“她采访完我之后，去查了深脉的公开文件。她没有告诉我里面有什么，但她说，如果我想知道，她可以给我看。”
她顿了一下。
“我想了三天，决定看。”
栖砚没有说话。
“S-007。“乔熵深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确认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，“那是我吧？”
栖砚张了张嘴，但没有声音出来。
乔熵深没有等她回答。她在访客椅上坐下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给自己——或者给栖砚——时间准备。她的表情不是愤怒，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，像一个人终于看清了一直害怕看清的东西。
“我不是来质问你的。“她说，“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当初知道会变成这样吗？”
栖砚的第一反应是反问”哪样”，但她咽下了这句话。她知道乔熵深在问什么——不是BCI的副作用，不是神经污染，不是那些写在知情同意书里的风险。她在问更深的东西。
“你指的是——“栖砚还是问了。
“我指的是现在。“乔熵深的声音没有提高，只是更轻了，“我指的是我坐在咖啡馆里，不知道自己想喝咖啡还是系统觉得我应该喝咖啡。我指的是我买辣味薯片，然后怀疑这个决定到底是我的还是算法的。我指的是我每天醒来，都要花十分钟确认自己还是自己。”
她看着栖砚的眼睛。
“我指的是，我在感谢溯洄让我活下来的同时，发现我的神经数据被叫做’样本’，我的代号是’溯洄宿主’，我的情绪反应被用来训练别人的算法。”
栖砚张了张嘴，但没说话。
“我不怪你。“乔熵深说，声音里有某种疲惫，“我知道你可能也不知道深脉会怎么用这些数据。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当初知道吗？”
“我知道有风险。“栖砚听到自己说，“所有的临床研究都有风险，我们在知情同意书里——”
“别跟我说知情同意书。“乔熵深的声音没有提高，但语气更硬了，“我问的不是法律文件，我问的是你作为一个人，你知不知道我会变成这样？”
栖砚沉默了几秒。她想说”不知道”，但这不完全是真的。她想说”知道”，但这也不完全准确。她知道神经污染的可能性，知道意识边界模糊的风险，知道受试者可能会经历存在性焦虑——但她不知道具体到乔熵深，不知道具体到那个坐在咖啡馆里盯着辣味薯片的瞬间，不知道具体到那句”我怕有一天连害怕都不确定是自己的”。
“我知道有这种可能。“她最后说，“但我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。”
“所以你就让我试试看？”
“不是让你试。“栖砚纠正，“是你同意参与——”
“别说同意。“乔熵深打断，“我同意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在参加一个医疗项目。我以为你是在救我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盯着栖砚的眼睛。
“现在我不确定你在救我，还是在养一个样本。”
栖砚的呼吸停了一拍。
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切开了她一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。她想反驳，想说”我当然是在救你”，想说”你的病情确实稳定了”，想说”从临床指标来看——“但所有这些话都卡在喉咙里，因为她知道，乔熵深问的不是临床指标。
“我用你的数据换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“乔熵深继续说，“不，你知道。你肯定知道。你和深脉签的协议，你拿我们的神经数据换了算力支持，换了设备，换了资金。你知道的，对吧？”
栖砚的手指在桌面上收紧。
“数据共享是常规操作。“她说，声音比刚才更僵硬，“所有的大型研究都需要算力支持，深脉提供的资源——”
“你告诉过我吗？”
“知情同意书里有——”
“第几页？“乔熵深问，“第几条？用的是什么词？‘数据共享’？‘合作研究’？还是’隐私保护条款’？”
栖砚没有回答。
她记得那份知情同意书，记得第七页第三条，记得”为推进神经科学研究，受试者同意将去标识化的神经数据用于合作研究及算法优化”这句话。她记得当时她审阅这份文件时，觉得这个表述已经足够清晰，足够合规，足够——足够让她不必在面对受试者时，一个字一个字解释”你的大脑活动数据会被上传到深脉的服务器，会被用来训练他们的算法，会被用来优化他们的产品”。
“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。“栖砚说，但这句话说出口时，连她自己都觉得苍白。
“我不是在质问你违不违规。“乔熵深说，“我是在问你，你有没有把我当人看。”
栖砚的心脏猛地一跳。
“我当然把你当人看。“她说，声音有些急促，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——”
“为了什么？“乔熵深打断，“为了我？还是为了你的研究？为了治疗我的病？还是为了证明BCI可行？为了让我好起来？还是为了发一篇《自然》？”
栖砚站起来，椅子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“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！“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提高了，“我可以既想治好你，又想推进研究！这两件事不矛盾！”
“但是当它们矛盾的时候呢？“乔熵深问，“当你发现神经污染不可逆的时候，当你发现我的意识边界已经模糊的时候，当你知道我可能永远无法确认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自己的——你选了什么？”
栖砚张开嘴，但没有声音出来。
她想说”我选了你”，但这不是真的。她想说”我选了研究”，但这也不完全准确。真相是，她没有选。她继续让项目进行下去，继续收集数据，继续调整参数，继续在周报里写”受试者状态稳定，神经同步率持续优化”——她继续做一个研究者该做的事，同时告诉自己，这也是一个医生该做的事。
但现在，站在乔熵深面前，她突然不确定这两个身份是不是真的可以并存。
“我一直在尽力平衡——“她开口。
“你平衡不了。“乔熵深说，“你从一开始就平衡不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今天来之前，我重新看了一遍知情同意书。第七页第三条，第九页第五条，第十二页附录B。我看了三遍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我当时签字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。”
“所有受试者都会经过充分的告知程序——”
“充分？“乔熵深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，“你告诉我风险，你告诉我副作用，你告诉我可能出现的并发症。但你没有告诉我，有一天我会坐在咖啡馆里，盯着一包薯片，怀疑自己的存在。你没有告诉我，有一天我会害怕自己的害怕都不是自己的。你没有告诉我，有一天我会站在你面前，问你我到底是你的病人，还是你的数据来源。”
栖砚觉得喉咙发紧。
“我不能预测每一个具体的——”
“我不是要你预测。“乔熵深说，“我是要你承认。承认你把我当成了研究对象，承认你用我的大脑换了资源，承认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研究的优先级高于我的人格。”
“不是这样的——”
“那是什么样的？“乔熵深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，“告诉我，郁栖砚。告诉我你在救我，还是在养一个样本。告诉我当你看着我的神经数据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一个病人，还是一条曲线。告诉我当你和深脉签协议的时候，你想的是我的病，还是你的项目。”
栖砚的手撑在桌子上，指尖发白。
她想说什么，但所有的话都堵在胸口。她想说”我当然把你当人看”，但她知道这不够。她想说”我是为了你好”，但她知道这太傲慢。她想说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”，但她知道这太懦弱。
“我……”她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确实想救你。”
“但是？”
“但我也确实在做研究。“栖砚听到自己说，“我确实需要数据，需要算力，需要证明BCI的可行性。我确实签了协议，确实用你们的神经数据换了资源。我确实……确实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你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乔熵深。
“但这不代表我不在乎你。”
“你在乎我？“乔熵深重复，“你在乎我什么？在乎我的病情？在乎我的数据质量？还是在乎我作为一个人的感受？”
栖砚张了张嘴，但没有声音。
“你知道吗，我今天来之前，我想了很久。“乔熵深说，“我想也许你有苦衷，也许你是被逼的，也许你也很痛苦。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，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代价。”
“知情同意书——”
“别说知情同意书！“乔熵深的声音第一次提高，“我不想听什么法律文件！我想听你作为一个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签下那个字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在信任你，而不是在给你提供数据！”
栖砚的视线模糊了一下。
她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乔熵深的时候，那个坐在诊室里的女孩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眼神里是小心翼翼的希望。她记得自己说”我们会尽力帮你”，记得自己递过去知情同意书，记得自己说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”。
她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。
但现在，站在这里，她突然不确定了。
“我……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”
“那就别回答。“乔熵深说，“我也不是来要答案的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救了我的病，但是毁了我的人生。你让我活下来，但是你让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自己。你给了我稳定的神经同步率，但是你拿走了我确认自己存在的能力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眼眶有些红。
“所以，谢谢你，郁医生。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说完，她转身走向门口。
“等等——“栖砚开口。
乔熵深停下，但没有回头。
“我……”栖砚想说什么，但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不起？太轻了。我错了？她不确定自己错在哪里。我会补救？她不知道怎么补救。
“我以为我在做对的事。“她最后说。
乔熵深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轻轻笑了一下。
“我知道。“她说，“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你是真的这么以为的。”
然后她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但栖砚觉得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。
栖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
窗外的天色从灰蓝变成深蓝，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她没有开灯。她坐在黑暗里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表格，那些数字在视网膜上留下模糊的残影。
受试者编号NS-047，女，28岁，焦虑障碍，BCI植入术后第327天，神经同步率83.7%，情绪波动指数2.3，认知功能评分91……
她闭上眼睛。
这些数字她太熟悉了。她可以背出每一个受试者的编号，每一个指标的变化趋势，每一次调整参数后的效果。她以为这就是她的工作——收集数据，分析结果，优化方案，推进研究。她以为只要数据是好的，只要病情是稳定的，只要项目是成功的，她就是在做对的事。
但现在，她不确定了。
她想起乔熵深的眼神——不是愤怒，不是控诉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，像是在确认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。“你是在救我，还是在养一个样本？”
栖砚把手撑在额头上。
她想说”我在救你”，但这句话在脑子里重复了几遍，就变得越来越不像真的。她确实想救乔熵深，确实想治好她的焦虑障碍，确实想让她能正常生活。但她也确实需要数据，需要证明BCI的可行性，需要发表论文，需要拿到下一轮资金。
这两件事真的不矛盾吗？
她以为不矛盾。她以为一个好的研究项目，本来就应该既能治病，又能推进科学。她以为只要受试者的病情好转了，只要数据是有价值的，这就是双赢。
但现在，她意识到，她从来没有问过受试者，他们愿不愿意为这个”双赢”付出代价。
她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，找到深脉合作协议。那是一份47页的PDF，她记得自己签字的时候，只看了前三页的摘要。第七页写着”甲方同意将去标识化的受试者神经数据提供给乙方用于算法训练”，第十二页写着”数据使用权归乙方所有，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数据处理方式”，第二十三页写着”受试者数据的商业化收益由乙方独享，甲方不得提出分成要求”。
她当时觉得这些条款很合理。去标识化的数据，没有隐私风险；算法训练，有助于推进技术；商业化收益归深脉，因为他们提供了算力和资金。
但她现在意识到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”去标识化的数据”，对受试者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她点开另一个文件，那是乔熵深的知情同意书扫描件。她看到第七页第三条：“为推进神经科学研究，受试者同意将去标识化的神经数据用于合作研究及算法优化。”
十九个字。
她用十九个字，换走了乔熵深的神经活动模式，换走了她的情绪反应曲线，换走了她的意识形态数据。她用十九个字，让乔熵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成为深脉算法的训练样本。
栖砚把电脑合上。
她想起研究生时期，导师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好的科学家，要学会把受试者当成数据来源，而不是当成人。因为一旦你把他们当人，你就会犹豫，就会心软，就会做不出客观的判断。”
她当时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她以为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冷酷，以为这是理性的代价。
但现在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这句话有问题。
不是”把受试者当成数据来源，而不是当成人”，而是”把受试者既当成数据来源，也当成人”。这两件事不应该是互斥的，而应该是同时存在的。她应该既能收集数据，又能尊重人格；既能推进研究，又能保护受试者；既能做一个好的科学家，又能做一个好的医生。
但她做到了吗？
她想起乔熵深说的那句话：“你救了我的病，但是毁了我的人生。”
这句话像一根针，扎在她的胸口。
她确实让乔熵深的焦虑障碍稳定了，确实让她的神经同步率提高了，确实让她的临床指标改善了。但她也确实让乔熵深失去了确认自己存在的能力，确实让她陷入了存在性焦虑，确实让她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自己的。
从医学的角度，她成功了。
从人的角度，她失败了。
栖砚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楼下的马路上，车流像河流一样缓慢移动，每一辆车里都有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情绪、决定。他们不会怀疑自己想喝咖啡是不是真的想喝咖啡，不会怀疑自己买辣味薯片是不是算法的建议，不会怀疑自己的害怕是不是自己的害怕。
但乔熵深会。
而这是她造成的。
她突然想起第一次在实验室里看到BCI同步成功的时候，那种兴奋感。她记得屏幕上的曲线开始重合，记得神经同步率从23%跳到67%，记得寥川说”成功了”，记得自己按捺不住的笑容。
她以为那是一个胜利的时刻。
但现在，她不确定那到底是胜利，还是一个错误的开始。
第二天，栖砚去了实验室。
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昨天发生的事，没有在周报里写”受试者NS-047情绪波动”，没有在会议上提起乔熵深的质问。她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，像往常一样检查数据，像往常一样准备下一阶段的方案。
但她的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很久没有动。
屏幕上是一份待发送的邮件，收件人是深脉的项目负责人，主题是”第三季度数据报告”。邮件正文里，她已经写好了这个季度的数据摘要：受试者总数37人，平均神经同步率提升12.3%，情绪稳定性改善率79%，无严重不良反应……
她的光标停在”发送”按钮上。
这是她过去两年里发送过无数次的邮件，每次发送，她都觉得这是项目推进的必要步骤，是合作协议的正常履行，是科学研究的常规操作。
但现在，她突然意识到，每一次发送，她都在把受试者的大脑活动，变成深脉服务器里的训练数据。
她点了”保存草稿”，关掉了邮件。
她打开另一个文件夹，那是所有受试者的神经数据备份。37个人，327天的记录，每个人每天平均2.4GB的数据量，总共超过28TB。这些数据里，有他们的情绪波动，有他们的认知模式，有他们的意识活动，有他们的——她突然意识到——有他们的自我。
她以为这些数据是”去标识化”的，是安全的，是可以用于研究的。
但现在，她意识到，即使去掉了姓名、年龄、性别，这些数据依然是一个人的意识活动记录。它们不是抽象的数字，不是客观的曲线，而是一个人在某个时刻的真实想法。
她把文件夹关上。
她想起乔熵深的问题：“你是在救我，还是在养一个样本？”
她想了一整晚，还是没有答案。
或者说，她有答案，但她不敢承认。
答案是：两者都有。
她确实想救乔熵深，但她也确实在收集数据。她确实在意乔熵深的病情，但她也确实在意神经同步率。她确实希望乔熵深能好起来，但她也确实希望这个项目能成功。
她以为这两件事可以并存，以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做的。
但现在，她意识到，当这两件事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她选了项目。
她没有告诉乔熵深数据共享的具体条款，因为她怕她拒绝。她没有在发现神经污染不可逆的时候停止项目，因为她想看看能不能通过调整参数来改善。她没有在乔熵深第一次提出存在性焦虑的时候认真对待，因为她觉得这只是适应期的正常反应。
她一次又一次选了项目，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这也是为了受试者好，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数据显示病情在改善。
但她从来没有问过受试者，他们愿不愿意为这个”改善”付出代价。
栖砚在实验室里坐到深夜。
她打开了所有受试者的随访记录，一个一个看。她看到NS-012说”我最近总觉得有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话，但我不确定那是我还是系统”；她看到NS-023说”我有时候会忘记自己为什么做某件事，就好像有人替我做了决定”；她看到NS-031说”我害怕有一天我连害怕都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”。
她以前看到这些记录，会把它们归类为”适应期症状”、“认知重构现象”、“边界模糊效应”，会在报告里写”症状轻微，无需干预”或者”建议加强心理疏导”。
但现在，她重新看这些话，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”症状”，这是求救信号。
这些人在告诉她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
而她一直在用数据说服自己，他们只是需要时间适应。
她把笔记本电脑合上，双手捂住脸。
她突然想起医学院第一年，伦理学老师讲的一个案例：20世纪40年代，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，研究者对399名黑人梅毒患者隐瞒病情，观察疾病自然发展，持续40年。老师问：“这些研究者是坏人吗？”
当时班上有人说是，有人说不是。
老师说：“他们不是坏人。他们是好的科学家，认真的研究者，敬业的医生。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：他们以为科学的价值，可以超越人的尊严。”
栖砚当时觉得这个案例离自己很远。她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研究者，以为自己永远会把受试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为了数据而牺牲人格。
但现在，她意识到，她和那些研究者没有本质区别。
她也是一个好的科学家，认真的研究者，敬业的医生。
但她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她以为BCI的价值，可以超越受试者的自我确认。她以为神经同步率的提升，可以抵消存在性焦虑的代价。她以为只要病情改善了，只要数据是好的，受试者就应该感谢她。
但乔熵深没有感谢她。
乔熵深问她：“你是在救我，还是在养一个样本？”
栖砚站起来，走到实验台前。
那里放着BCI设备的原型机，银灰色的金属外壳，精密的电路板，她和寥川花了两年时间调试的算法。她记得第一次看到神经信号成功同步的时候，她觉得这是一个奇迹。
但现在，她看着这个设备，突然觉得它像一个陷阱。
一个她亲手制造的，温柔的，不可逆的陷阱。
她伸手摸了摸设备的外壳，金属的触感冰凉。
她想起乔熵深说的那句话：“你救了我的病，但是毁了我的人生。”
她以为自己在拯救。
但也许，她只是在养标本。
养一个神经数据完整、情绪指标稳定、认知功能良好，但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标本。
栖砚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档。
她在文档的开头写下一行字：
“关于BCI项目伦理问题的反思。”
然后她盯着这行字，很久没有动。
她不知道该写什么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反思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乔熵深的问题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选择。
她只是突然意识到，她过去两年所做的一切，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。
不是技术上的错，不是方法上的错，而是更根本的错。
她把受试者当成了数据来源，而不是人。
她把神经同步率当成了成功，而不是代价。
她把科学的进步当成了正当理由，而不是需要被质疑的前提。
她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，以为自己在拯救，以为自己在推进人类的未来。
但也许，她只是在重复历史上所有那些”为了更大的善”而牺牲个体的研究者犯过的错误。
她删掉了那行字，重新写：
“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”
然后她盯着这行字，眼眶有些红。
她想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她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下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她记得誓言的第一句话：“我将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人的生命。”
她以为自己做到了。
但现在，她不确定了。
因为她保护了乔熵深的生命，但她没有保护乔熵深的自我。
而一个失去了自我的生命，还算是生命吗？
栖砚把文档关掉，没有保存。
她看着窗外的夜空，那里没有星星，只有城市的光污染形成的橙黄色光晕。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星空，那种纯粹的黑，那种清晰的光，那种让人确信自己的渺小但也确信自己的存在的感觉。
她已经很久没有过那种感觉了。
她也不知道，乔熵深还有没有过那种感觉。
她第一次动摇了自己的信念——那个支撑她走到今天的信念：科学可以拯救人。
也许科学可以拯救疾病，可以拯救症状，可以拯救数据。
但科学不一定能拯救人。
因为人不只是疾病、症状、数据。
人是那个会在咖啡馆里盯着辣味薯片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存在。
而她，用科学的名义，夺走了那个存在的确定性。
栖砚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乔熵深，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个项目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”你是在救我还是在养标本”这个问题。
她只是突然意识到，她可能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因为答案不在她这里。
答案在每一个受试者那里，在每一个被她用十九个字换走了神经数据的人那里，在每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人那里。
而她，只是一个自以为在拯救，实际上可能在伤害的研究者。
一个用科学包装了傲慢，用数据掩盖了漠视，用进步的名义，养了一屋子标本的研究者。
她睁开眼睛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表格。
那些数字依然在那里，依然准确，依然有效。
但她第一次觉得，它们什么都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