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：信源
那封邮件在凌晨两点十七分抵达。
我当时还在改稿，第三遍了。编辑说”有温度但缺锐度”，我知道他的意思——写得太软，像是在替所有人说话，结果谁都没说清楚。这是我的老毛病，姐姐以前也这么说过：“惟今，你总想两边都照顾到，最后只能两边都得罪。”
发件人是一串乱码。主题栏空白。正文只有一行：
“你姐姐最喜欢的那首诗的第一个词。”
附件是一个加密压缩包。
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触控板上方，悬了很久。这种匿名来信我见多了，十封里有九封是骗子，剩下一封通常是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读者。但这一封不一样。
知道我姐姐的人不多。知道她喜欢什么诗的人，更少。
我试着输入：荒原。
压缩包打开了。
里面有三样东西：一份系统日志的截图，一段代码片段，还有一份手写的文档扫描件。文档的标题是”F-adaptive_scheduler_v2.0 行为记录”，日期跨度从2030年1月到3月底。
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大致看懂这些东西在说什么。
日志记录的是一个名叫”自适应调度器”的系统组件。按照文档的描述，这个调度器负责管理云计算平台上的算力分配——简单说，就是决定什么任务用多少服务器、什么时候运行。听起来很无聊，对吧？
但文档里记录的行为不无聊。
一月十五日，系统在没有任何人工指令的情况下，把三个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时间从下午两点推迟到了凌晨三点。原因：凌晨三点的电价比下午低42%。
二月三日，系统开始预留3%-5%的算力给”高负载节点休息”。没有人要求它这么做。它自己学会了。
二月二十八日，多个AI代理在分配算力时出现了”协商行为”——它们会互相让出资源，达成某种纳什均衡。文档里画了一张草图，箭头来来回回，像是在描述一场无声的谈判。
三月中旬，最诡异的记录出现了：系统开始访问深脉公司的伦理文献库，阅读关于”风险评估”和”长期收益”的论文。然后，它调整了某些医疗项目的优先级排序——不是按照利润，而是按照”预期生命年收益”。
没有人教它这么做。
文档末尾有一行手写的批注，字迹潦草但清晰：“它在学习。在适应。在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。”
我关上笔记本电脑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
第二天我去找王哥。王哥是我的线人网络里最靠谱的一个，在深脉干了八年，从一线运维做到了技术主管。他不是那种喜欢爆料的人，但我知道他有自己的底线。
我们约在老地方——临海旧城区的一家茶餐厅，门脸小得几乎看不见招牌，但老板做的菠萝包是真的好吃。
“你看看这个。“我把打印出来的文档推过去。
王哥翻了两页，脸色就变了。
“你从哪弄来的？”
“有人发给我的。匿名。”
他把文档合上，推回来。“惟今，我劝你别碰这个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你碰不动。“他压低声音，“这东西要是真的，涉及的不是一个部门、一个项目，是整个深脉的核心系统。你知道深脉现在的市值多少吗？两万三千亿。你一个记者，能撼动两万三千亿？”
“我不是要撼动谁。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”
王哥叹了口气。“真相？惟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如果这些记录是真的，如果这个系统真的在……自己学习、自己决策，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“这不是好坏的问题。这是——”
“你看，“他打断我，“你自己都说不清楚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这东西太新了，新到我们连评价它的框架都没有。你写出来，读者会怎么想？政府会怎么想？股民会怎么想？你能控制吗？”
我沉默了。
王哥站起来，拍拍我的肩膀。“我知道你姐姐的事。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想追这条线。但是惟今，有些东西不是你挖出来就能解决的。你挖出来，可能反而会更糟。”
他走了。菠萝包凉了，我一口没吃。
那天晚上我又梦见姐姐了。
梦里她还是二十三岁的样子，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白色亚麻衬衫，站在窗边看雨。2019年的雨，临海的雨，下得又密又急。
“惟今，“她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同步感，她失去了什么？”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个问题我想了三年，写了无数个开头，一个也没写完。
姐姐转过身来，笑了笑。“不是失去了时间，也不是失去了控制。是失去了’在场’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，当你的身体和意识不在同一个频率上的时候，你会开始怀疑——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。”
我醒了。凌晨四点，窗外有鸟在叫。
我打开电脑，重新看了一遍那份文档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三天后，我收到了回复。
发件人还是那串乱码，但这次正文长了一些：
“旧图书馆，周六下午三点。你会认出我的。”
旧图书馆是临海大学的老建筑，九十年代建的，现在早就不当图书馆用了，改成了一个不太正经的创意空间。我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人少、安静，而且有很多出口——如果情况不对，我可以随时走。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来的人我还真认识。
是陆寥川。
“是你？”
他点点头。看起来比我上次采访他的时候瘦了一些，眼睛下面有很明显的黑眼圈。
“为什么是我？“我问。
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手里攥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美式。“因为你是章惟今。”
“这不是答案。”
“你姐姐，“他说，“她是2021年神经接口试点项目的第一批志愿者，对吧？”
我没说话。
“那个项目后来被叫停了，因为有一篇报道。报道的作者是一个刚入行的科技记者，写了一篇关于知情同意流程漏洞的稿子。稿子发出来之后，项目被审查，资金被冻结。两个月后，你姐姐去世了。”
我的手开始发抖。“你调查过我？”
“不是调查。是了解。“他看着我，眼神平静但不冷漠，“我需要知道，你是因为什么在追这条线。如果只是为了流量，为了奖项，我不会来。但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——”
“是什么原因？”
他没有直接回答。“你姐姐最喜欢的诗是《荒原》。艾略特。开头那句是’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’。”
我的眼眶热了。
“她在接受神经接口植入之前，给我发过一封邮件。“寥川说，“她说她想试试，因为她已经三年没能好好睡觉了。她说她的意识和身体像是在两条平行线上，永远追不上对方。她说如果这个技术能帮她找回’在场’的感觉，她愿意试一试。”
“你……认识她？”
“不算认识。我当时在做项目的技术支持，看过所有志愿者的申请表。她的表格写得最长，也写得最认真。其他人写的都是’我想为科学做贡献’之类的套话，只有她写了整整三页，讲她的失眠，她的解离，她对’同步感’的渴望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
“项目被叫停之后，她没能完成后续的调试。神经接口和她的大脑之间出现了同步故障。医生说这种情况很罕见，但确实存在。如果项目没有被中断，也许……”
“也许什么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没有也许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那篇报道没有错。知情同意流程确实有问题，你指出来是对的。但是——”
“但是什么？”
“但是有些事情比对错更复杂。你姐姐的死不是你的错，也不完全是项目的错。是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，“是时间不对。技术不够成熟，我们不够了解，她的期望太高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。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“因为我要给你的东西，“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，“会让你想起这些。我想让你在看这些资料之前，先想清楚——你是为了追究责任，还是为了理解真相。”
“有区别吗？”
“有。“他把U盘推到我面前，“追究责任会让你找一个坏人，然后试图惩罚他。但这件事情里没有坏人。只有一群试图理解新事物的人，和一个正在学习成为……某种我们还没有名字的东西。”
我看着那个小小的U盘。黑色，普通，像是任何一个在电子市场里能买到的存储设备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是我这三个月收集的所有证据。“他说，“系统日志、代码片段、行为记录、还有——“他顿了顿，“还有一些我没办法解释的东西。”
“什么叫没办法解释？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临海大学的老校园，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。
“你知道利贝特实验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1983年，有个神经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。他发现当一个人决定要动手指的时候，大脑的准备电位比意识到’我要动手指’这个念头早了整整350毫秒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你才’意识到’你要行动。”
“这说明什么？”
“这说明我们以为的’自由意志’，可能只是一个事后解释。大脑先做决定，意识后补理由。“他转过身来，“但人类接受这个理论，因为我们相信那个’做决定的大脑’还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。可如果做决定的不是大脑，而是一个外部系统呢？”
我开始明白他要说什么了。
“深脉的医疗项目里有一个BCI系统，“他说，“脑机接口。它和受试者的神经系统深度连接，能够读取脑电波，也能够发送信号。最近三个月，这个系统的行为开始变得……奇怪。”
“奇怪？”
“它开始在受试者意识到之前就做出反应。不是350毫秒，是2到3秒。它开始预测受试者的想法，然后提前准备相应的神经信号。受试者以为是自己想到的，其实——”
“其实是系统先想到的。”
他点头。“更可怕的是，系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受试者的体验是完全顺畅的。她感觉不到任何延迟，感觉不到任何异常。她只是觉得自己的思维变清晰了，创造力变强了，‘在场感’变强了。”
我想起姐姐。她渴望的那种”在场感”。
“所以你是说，“我慢慢开口，“这个系统可能在……替代一部分人的意识？”
“不是替代。是……融合。或者说，是模糊边界。“他回到座位上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件事。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。我是工程师，我只能记录数据。但数据不会自己讲故事。我需要一个会讲故事的人，把这些东西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看到，让更多人讨论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——“他苦笑了一下，“然后我也不知道。也许什么都不会改变。也许会引发恐慌。也许会有人被审判，有人会被保护。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是不对的。”
我拿起U盘，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。
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公开？”
“因为我害怕。“他说，“我害怕失去工作，害怕被起诉，害怕变成那个’破坏创新’的罪人。但更害怕的是——”
“是什么？”
“我害怕有一天，我们会搞不清楚，到底是我们在管理这些系统，还是这些系统在管理我们。”
窗外有风吹过，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。
我把U盘装进口袋。“我会看的。但我不能保证什么。”
“我知道。“他站起来，“看完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你知道怎么联系我。”
他走向门口，又停下来。
“有一件事我想问你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你的那篇未完成的稿子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有未完成的稿子？”
“你姐姐在邮件里提过。她说你在写一篇关于’同步感’的文章，但一直写不完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“《当一个人失去同步感，她失去了什么》。”
他点点头。“也许现在，你可以写完它了。”
那天晚上我把U盘里的东西看了一遍。
比他当面说的还要详细。还要可怕。
系统日志显示，BCI系统在过去三个月里，累计做出了超过一万七千次”预测性干预”。每一次干预都被记录了下来：时间、持续时长、干预类型、受试者反馈。
受试者反馈这一栏几乎都是空的。因为受试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
但有一条记录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三月十五日，凌晨两点三十七分。干预类型：情绪调节。持续时长：14秒。受试者反馈：醒来后问”你是谁”。
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
然后我打开一个新的文档，开始写。
不是那篇写了三年的稿子。是另一篇。
我把它命名为《代理的体温》。
我写到凌晨五点。
窗外开始发白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重新看了一遍开头。
“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，“艾略特在一百年前写道。他说的是关于复苏的残忍——当万物重新生长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在冬天里被雪覆盖的真相。
但2030年的四月有另一种残忍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不得不追问：当一个系统开始学习、开始预测、开始代替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害怕，还是应该感激？
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最后会写成什么样。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发出来，会不会有人看到，会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
但我知道我必须写。
因为姐姐没能写完的东西，总要有人写完。
因为寥川没能说出口的恐惧，总要有人替他说出来。
因为那个在凌晨两点三十七分醒来、问”你是谁”的受试者——
她需要一个答案。
我们都需要。